中国电影产业不仅要提供,当前中国电影面临众多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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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编者按: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震荡,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已经呈现出独特形态、独特需求。如何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激活电影产业发展的各种有效要素和资源,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当前中国电影产业亟需解决的命题。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特约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对产业化以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梳理出十大挑战,厘清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以及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略有删改)

电影《湄公河行动》剧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在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中,坚持文化自信,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十分重要。截止到2017年7月,我国电影银幕数已超过4.5万块,成为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根据猫眼电影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国内电影市场票房271.73亿元,同比增长9.88%左右;进口片票房合计占比61.5%,国产片只占38.5%。与庞大的产业规模相比,国产电影无论从风投率还是市场份额都还差强人意。这是近几年产业资本泡沫、电影品质持续走低、观众娱乐化分流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今天的中国电影产业可以说是处于外部经济环境最好与内部结构最复杂的关键节点,要不沦为类似英国、法国等“电影殖民地”,要不成为比肩美国的“电影强国”。而在实现“电影强国”的道路上,中国电影产业必须要全面的构建出工业化的产业格局,以期建成“实体经济体”而非“虚拟泡沫”。

    饶曙光  
  2016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放缓乃至局部性下降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忧心忡忡,今年春节档后国产电影的市场表现依然走低。截止2017年上半年,国产电影只拿到6天的单日票房冠军,其余多数时间都被好莱坞等进口片霸占。 由此关于中国电影的各种说法也不胫而走,比较流行的有拐点说、中场休息说、挤泡沫说等。毫无疑问,各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层面上解释部分中国电影现象,但也都很难完全、精确概括中国电影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形势。确定无疑的是,当前中国电影面临众多巨大的挑战,有的是一直存在并且延续下来的,有的是在新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挑战一:好莱坞电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持续性挑战
  
  这种挑战将贯穿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始终。笔者曾经反复强调,一切好莱坞都不是纸老虎,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威胁应时时刻刻提示提醒,警钟长鸣。2016年下半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数量有所增加,客观的说大部分影片的质量和品质处于好莱坞电影中等水平,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横行,首先在于过去二十多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对主流观众的观影趣味和观影习惯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也在于我们部分电影企业和创作个人为了局部利益而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在资本的挟持下未能创作出足以在品质上、现代电影水平上可以对抗好莱坞的作品。再次,我们业界和学界对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和系统,特别是针对好莱坞电影应变外部市场的能力估计不足。
  
  对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而言,打铁先得自身硬,但品质的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过程,期间需要中国电影观众以及全社会更多的关爱和包容。事实上,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与观众的关系问题,因此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培育观众,引导观众,而且从现在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如果现在不将电影教育深入青少年的审美学习中,未来仍将难以有效可持续的与好莱坞电影博弈,无法取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挑战二: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是观众群体越来越年轻化的态势。根据2016年的调研结果,1930岁人群是电影观众最主要的构成,占比高达75.7%,其中1925岁观众占比46%。 随着迭代的更替,年轻观众的审美取向、媒介消费习惯、观影习惯都明显地影响着电影产业的走向,与观众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针对电影类型的审美情趣的变化。
  
  以青春片为例,自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横扫华语电影市场到2013年《致青春》奠定类型怀旧气质的时段,恰好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完成观众结构调整的阶段。青春片从一度受到热烈的追捧,到2015年以后出现效益递减,一方面是因为青春片类型创作和生产缺乏与时俱进的拓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因为电影市场主流观众群体发生变化,过时的青春片遭遇了90后、00后观众对中年群体怀旧情绪的集体抵制和嘲笑。如何针对新的年轻观众群体,在创作中回到生活本真状态,凸显青春阳光气质,开拓青春片创作的新境界,成为当前类型转换、类型拓展的难点。电影观众年轻化是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大趋势,中国电影必须重视90后观众的需求,他们对电影叙事和电影技术有着天然的高标准,与年轻观众相匹配的好故事经过高科技的转换,或能有效提高中国电影的现代化水平,进而提高中国电影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电影产业经过连续十多年超过30 %的复合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提前消耗了许多有效资源,工业体系、传播体系、有效资源及其深度开发、创意与想象能力、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短板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

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困境

  
  其次,中国电影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还表现在随着三四五线城市电影院建设的加快,中国电影观众群体迅速下沉,从传统的北上广深、发达地方省会城市扩展到三四五线城市,成为了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但是,新观众的观影趣味处于某种游弋状态,观影习惯尚未养成,看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年而不是过日子。
  
  新观众的审美趣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电影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给中国电影市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的国产电影创作一定程度上退回旧有的保守创作轨道,缺乏进取心,过度依靠IP和粉丝营销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难以完全满足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整体而言,国产电影未能达到激活优势档期的预期效果,在面对需求侧突发的资本波动时,无法提供连续高质量的电影入市。面对观众群体的更新换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
  
  挑战三:网络大电影的挑战
  
  截止2016年6月,中国网络大电影出品公司已达843家,是院线电影出品公司的2.1倍。2016年网络大电影的产量是2500部左右,而同年院线电影上映376部,业内人士预计2017年网大产量将会达到3000部左右。
  
  网络大电影的爆发式增长,除了网络付费点播分账模式的成熟,还因为受到在审查制和院线中心制的行业大背景下中小成本影片无法立足于院线电影市场,以及用于网络传播的微电影项目投资规模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随着投资的增大以及个别投资案例回报率巨大的示范性效应,网络大电影开始吸引大量有想象力、创意能力的年轻电影人的加入,已经出现质量较高的作品,呈现出了向精品化发展的态势。同时,随着各种规范性、限制性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出台,网络大电影为所欲为的生产态势受到了遏制,打擦边球的空间也不断被挤压,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向精品化方向发展。当前有一定数量的网络大电影在整体性的创意能力、类型拓展和叙事智慧方面不亚于甚至领先于影院大电影。
  
  相比院线电影产业投资门槛高、各环节风险大的特征,网络大电影单个项目投资低,相对风险小,具有小成本、差异化、周期短、面向中等规模受众的特点,更符合互联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网大与院线电影的观众群体高度重合的同时,天生具有节省观影时间成本的优势;如果院线电影不具备影院品质和气质,网络大电影将会大幅分流观众群体。
  
  就类型创作而言,当前网络大电影主类型的市场集中度高于院线电影,惊悚、爱情、剧情、喜剧四种主类型在网络大电影中播放量占比91.2%,虽有待进一步多元化,但与当前国产院线电影类型单一、产量低,无法有效满足视频网站用户需求的现状相比,网大一定程度上具备可量产的优势,类型可与院线互补甚至填补空白。 院线电影要体现出差异化特征,需加强类型拓展,在冒险、科幻、战争、动作等高概念类型和新特效技术方面深耕和提升。电影创作和生产固然是内容为王,叙事为先,但如果不能借助于电影高科技、特效技术进行有效包装,不具备现代电影所需要的视听品质形成奇观展示,恐怕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挑战四:人才短板或者说人才严重短缺匮乏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人才匮乏的短板已最大程度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尽管也有理论家提出了长板理论,强调一个团队的发展取决于领头羊即所谓长板,但笔者个人仍然坚信短板理论特别是木桶效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前人才匮乏的短板覆盖了整个电影创作,电影创意层面的人才只是电影生产体系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更为严重的是各类技术性工种的人才匮乏。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升级换代,技术性工种人才对现代电影生产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强烈的凸显出来。定量分析和研究表明,我们现有的专业性人才和队伍支撑不了数量庞大的电影生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论从创意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达不到专业标准的产品甚至是次品,而且数量还不算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短板并非短时期内能够迅速获得有效解决的问题,需要长时期的涵养、培育,需要不那么追求立竿见影的耐心和恒心。一方面,我们的电影教育体系需要更多更大力度的面向电影产业实践,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香港电影片场时代的师徒模式培养更多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以上两手都要硬并且形成合力,对中国电影可持续繁荣发展而言必不可少。
  
  电影作为艺术工业,需要高水准的技术团队才能配合完成,这种目标需要电影业界和教育界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电影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面向电影产业、面向电影工业化进行分工培养,而业界的电影创作资本也不能唯导演和演员是瞻,否则难以提高电影综合性的工业水平,难以走向现代电影工业体系下的电影整体性的升级换代。
  
  挑战五:电影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甚至是变幻莫测
  
  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分析,中国电影市场环境无论是复杂性还是多变性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电影结构性优化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主要任务,但结构性优化的有效、有序实现,取决于良好电影市场环境的助力和引导,需要在体制机制、资本金融、行业组织、创作群体和传播终端等各层面的配合才能最终实现。
  
  从外部环境看,规范市场的制度设计、制度建设是首要任务。随着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相关的市场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电影审查制、市场准入条件、资本运作、从业者利益保障等等,都缺乏法律规范,随着电影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更迫切。从投资环境看,中国电影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差钱,但热钱大多数都是非专业资本,追逐的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给中国电影带来活力和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众多负面效应乃至后遗症。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当前结构性调整的迫切任务是提高电影行业资本运作的专业化程度。近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场监管政策,但尚不足以应对电影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规范操作。
  
  一是针对电影市场资本监管乏力,对电影业金融和信贷环境缺乏足够的监察和保障;二是针对电影要素市场的政策失衡,当前政策对技术和资本的保障尚可,但对人才、版权和信息的保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导致侵权和盗版问题严重,以编剧为代表的从业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针对电影产业链的预防监督不足,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介入发行环节监管的滞后性,使得市场运作不透明,出现偷漏瞒报票房等现象。
  
  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的长效监管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规范市场,为结构性优化目标提供保障。就当前法治环境而言,尽管《电影产业促进法》已经于2017年3月1日正式生效,但仍然需要大量配套的实施细则才能真正落实到位,目前看恐怕还不仅仅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盗版侵权作为直接影响和制约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顽疾和毒瘤,要真正利用法律手段有效控制并且逐步彻底清除。
    从电影产业内部环境看,为了有效增加市场终端,多年来一直鼓励电影院的建设促使银幕数量高速增长,多少忽略了作为电影产业基础和根本的电影制片业、制片方的利益,更没有实现必要的倾斜。而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一定是要有效优先保障制片业、制片方的利益。
  
  挑战六:电影工业化水平不高、电影工业体系建设滞后及其不能有效匹配、支持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不大力提升电影工业化水平、推进电影工业体系建设并且匹配电影产业各个环节,就很有可能陷入梅里爱式的命运。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我们讨论电影工业升级、同步发展重工业产品的时候,近期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的良好市场表现貌似又提供了一个反证,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不依赖电影工业电影特效电影高科技,同样可以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事实上,电影工业升级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整体电影工业体系的建设,工业水准体现在电影创作的各个层面,特效仅是其中一部分。现代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以树立电影工业的新标准和精准战略布局带动中国电影创作的整体结构性优化。
  
  创作层面的结构性优化需要高水平电影工业的支撑,尤其表现在国产电影类型拓展和创新举步维艰。轻电影层面,主流影片类型多局限于国产片惯常可驾驭的内容,与之相对,国产大片遵循创作规律和创作周期的模式还没有形成,市场缺乏支撑性的大制作科幻、奇幻、魔幻影片,少量的高概念产品虽然在特效层面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水平,但综合能力、综合效应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无法与好莱坞同类产品竞争。
  
  与工业化水平相匹配的是资本专业化水准,工业化程度越高,对资本的规范操作和专业程度要求越高。随着工业化机制的完善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前依靠导演、明星、IP、营销、票补等单方面的资本炒作将失效。中国电影要利用前沿技术提升各技术环节的竞争力,充分利用现代电影科技,显著提升我国电影的技术制作能力,丰富电影内容表现力和表现形式。借助于高新技术提升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完善工业化体系,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才能为电影创作优化提供技术基础支撑,并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巩固优势。
  
  挑战七:电影产业链未能有效延伸,电影后产品衍生品开发举步维艰
  
  中国电影产业在各项指标上虽然呈现跨越式发展,但是产业链格局依然局促和尴尬;虽然有互联网等行业的支持,但是从产业运转机制来看,迄今为止,票房收入依然是电影投资回报的主要渠道,盈利模式仍显陈旧,未能形成多向面可持续的有机产业链。
  
  事实上,当前中国电影产业链未能有效延伸、电影后产品衍生品开发举步维艰与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高有直接关系,导致电影在影院之外难以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效益。正因如此,对票房收入的过度依赖和追求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电影票房与口碑两极化的矛盾,让全社会对电影产生了不少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情绪和评价。与之相对的,我们对电影本体及其效益的观察、认识、分析和阐释,也基本上停留在票房产出数字层面,电影对国民经济以及就业投资多方面的贡献则更不为人熟知。
  
  美国等电影产业发达国家电影票房只占其电影产业总体性收入的30%,非票房收入则可以占到70%,这与当下中国电影的盈利模式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产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并且将会长期处于初级阶段,银幕数只是产业链的终端环节之一,不能作为唯一的盈利出口。从基础发展角度而言,银幕数增长下实现的票房收入增长只是中国电影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拓宽影院外电影发行放映和周边营销的产业链条,注重后产品的开发和电影文化的二次辐射,形成围绕电影放映多向传播的全产业链是实现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应当树立全面的版权意识,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通过开发高品质、创意性的电影后产品逐步拓展市场空间,降低对票房的依赖,从体制机制及其效益层面彻底摒弃唯票房论。
  
  挑战八:电影市场同质化严重、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未能有效建立和推进
  
  从受众角度而言,当前中国新观众群体的电影消费和欣赏趣味普遍以好莱坞电影和互联网碎片化思维为基准,导致其有别于其它国家特别是电影发达国家主流观众的行为模式和消费方式,对此差异化的进一步认知有助于找到化解矛盾和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截止2017年5月底,中国电影的银幕数量已逾45000块,年底可能达到50000块,2021年甚至可能达到80000块。不过,当前影院建设已呈现出分化、分流格局:一方面持续推进的城镇化建设对新增银幕尚有需求空间,但同时存量影院也出现难以为继、盈利下降的趋势;加之电商平台介入后,影院终端过于依赖网络销售,缺乏自己的目标客户,以至于经营能力弱化。面对挑战和机遇,爆发式增长的市场终端应成为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院线应主动提升自身实力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观众,从内部变革着眼,在追求增量的同时也注意经营的细分和差异化定位,避免陷入靠片吃饭的放羊式经营状态。
  
  毫无疑问,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设(包括当前经常性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艺术院线建设)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但确确实实是中国电影从粗放型、数量型向精细化、集约化、普惠化方向转变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不能仅仅惠及商业大片,更不能仅仅是为好莱坞电影做嫁衣。对于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殊性特征的中国电影市场,应尽快推动和布局我国的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特色化、差异化院线放映模式,才能保障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能够平等、高效并且最大层面地对接自己的目标受众,同时也在最大层面上实现自身应有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挑战九:电影观念跟不上电影实践的发展变化,电影观念滞后时不时让电影实践层面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1984年,关于电影是不是商品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不仅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反对的声音相当强大。其后近二十年间,由于电影观念层面没有新的进展和突破,电影改革也是举步维艰。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在观念上对电影商品属性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电影被明确定义为可经营的电影产业,也才有了全面电影产业化改革和连续十多年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度发展。可以说,中国电影产业在实践层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按照西方国家的电影理论和市场经验无法解释的产业现象,其复杂性和多变性是前所未有的。
  
  相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在实践层面的变化和发展,在电影观念层面经常出现滞后的、保守的、固步自封的情形,不能有效、有说服力的解释和阐释各种电影实践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不少人的电影观念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方法论层面则是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对各种新的电影现象和情况视而不见。
  
  2016年底,张艺谋导演的《长城》再次引发了商业艺术、作者市场的相关争论,涌现出众多无视中国电影市场因素和中国电影工业现状的前提而对张艺谋及其电影进行极端否定批判的言论,电影观念滞后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批判的武器固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有时候也能产生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电影观念的滞后性在理论学界还表现为另一种情形,就是完全用西方电影理论套用中国电影,有时甚至是削足适履,不符合西方电影发展的标准要求就会受到义正辞严的指责和讽刺。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市场化、产业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电影面临着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的冲击和挑战,面临着国内文化市场以及大众休闲生活多样化的影响,社会文化语境也呈现出了复杂、多元、众声喧哗的状态。中国社会的大众生活及其审美表现方式、文艺的价值取向等,都迅速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换、转向、转型。但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没能追踪电影实践的发展并且对新的电影现象作出及时的反应,却出现了学术化、学科化的转换、转向、转型,与中国电影实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渐行渐远。理论之树想要常青,就必须与时俱进,与实践联系更加紧密并且发生良性互动。如钟惦棐先生30年前所言,解放了的思想呼唤思想的再解放,更新了的观念需要观念的再更新,这种前瞻的电影观念在今天仍能产生耳提面命、如雷贯耳的作用。
  
  挑战十:中国电影在可持续推动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同时,能否同步提高电影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春节档之后,中国电影票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与春节档国产片大包大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2017年3月开始,以好莱坞为主的外片占据了市场的主力地位。3月份全国公映新片30部,进口片只有7部,但票房占比超过90%, 二季度以来多部好莱坞大片的排片占比超过70%,在这种境况下谈论中国电影的价值观,不免有点尴尬。这种垄断现象的产生,主要因为当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终端资源配置体系,无法通过限制单片排映上限来维护文艺市场的公平竞争,其结果就是造成多样化市场格局被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当前国产电影市场份额并维持在50%以上,绝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遑论主流价值观在国产电影中的有效表达、有效传播。
  
  电影是市场是产业,也是文化是艺术,思想和价值观是电影的灵魂和根基,也是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发展的支撑。文化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竞争,而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文化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提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衔接、对最大群体的民众富有包容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确立文化自信理念的根基。在喧嚣的市场化背景下,当下不少电影创作还浮于生活的表层,没有真正深入生活中寻找有内涵、有质感的故事。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活现实,不断提高电影创作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此基础上探寻人类精神世界,是中国电影美学当前应当坚持的方向。中国电影要想在国内市场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观众以及市场份额,并在海外市场进行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则必须建立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衔接、富有包容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同时找到富有人文内涵、艺术张力的中国故事,并且以电影化的方式智慧地讲好故事,使之具备现代电影的叙事格局和视听品质。
  
  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共识。电影是输出价值观和思想观的一种软实力。当前国产电影更应着重提高国家形象的对外展示,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精心打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主流电影品牌,形成具有中华文化标识的文化产品,进而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化转型并实现对外有效传播。

事实上, 《湄公河行动》所代表的“工业创意+工匠精神+原创品质”模式正是近年中国电影质量提升和结构性调整所释放出的信号,这种努力在近期票房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

首先,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缺乏技术与艺术的跨界思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实现制造强国的发展道路上,中国电影产业不仅要提供“精神动力”,创作出一批反映我国工业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更需要视自身为“工业武装”的高度参与者。笔者以新世纪初期引进美国计算机运动控制拍摄系统为例,作为当代电影创作的重要技术设备-运动控制拍摄系统在美国各大电影公司拍摄中广为应用,为美国电影的视觉营造提供了普遍性的技术支持,而对于国内而言至今仍然是“技术高峰”,在引进的过程中也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一波三折。而运动控制拍摄系统其核心技术无非在于通过计算机来精密控制摄影机的运动,反复实现同样的运动轨迹,为后期合成提供素材。此类相似技术在国内某些科研机构早已攻克,甚至都不能列为“高端”技术,而至今却是中国电影人仍不能逾越的鸿沟。这种尴尬的现状关键是因为中国电影缺乏工业化发展的意识,欠缺跨行业并行发展的理念。

  
  《湄公河行动》、《战狼》等新主流大片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将类型叙事和爱国精神相缝合,所彰显的国家实力和英雄形象正是中国电影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态度;《长城》作为一次借水行舟的跨国合作实验,将中国元素有效借助于电影高科技手段进行充分的电影化表达和国际化传播,如能持续有效激活这种战略性资源,将会获得更多的战略性支点,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将获得更加主动性的地位,中国电影在有机会创作伟大复兴时代的电影艺术高峰的同时,也将为世界电影发展繁荣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电影增速放缓,电影市场整体表现疲弱,票房同比下降,引发业界普遍焦虑。根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票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

8月全国电影票房331.51亿元,同比增长12.86%,远低于2015年同期50.3%的增幅。但从近五年以来的票房增长率来看,起伏涨落是电影市场发展的规律性体现,去年48.7%和今年第一季度51 %的涨幅无疑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中的峰值,但我们不能用发展的峰值来衡量和替代平均发展速度和指标。

在笔者看来,票房增速放缓在某种意义上是近年业界资本对于中国电影过于乐观甚至盲目乐观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态势下的一次必然调整,是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结构性矛盾和短板效应的集中体现。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其目的是要使当前数量型、粗放式增长方式整体性不断地向质量型、内涵式发展模式有效、有序、有力地转变,最终实现电影产业结构性优化。

中国电影产业经过连续十多年超过30%的复合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提前消耗了许多有效资源,工业体系、传播体系、有效资源及其深度开发、创意与想象能力、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短板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同时,产业层面、文化层面、美学层面各种准备不足不够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当前中国电影规模化、数量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对此必须引起业界高度警惕和冷静清醒的思考。以此为转折点,中国电影内生性增长动力和质量型发展模式或许会有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中国电影结构性优化不仅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是当下中国电影能否尽快摆脱票房低迷的关键所在。结构性优化的有效、有序实现,需要体制机制、资本金融、行业组织、创作群体和传播终端等各层面的配合才能最终实现。

规范市场是首要任务

首先,从制度设计角度而言,规范市场是结构性优化的首要任务。随着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相关的市场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电影审查制、市场准入条件、资本运作、从业者利益保障等等,都缺乏法律规范,随着电影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更迫切。

近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场监管政策,但尚不足以应对电影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规范操作。一是针对电影市场资本监管乏力,对电影业金融和信贷环境缺乏足够的监察和保障;二是针对电影要素市场的政策失衡,当前政策对技术和资本的保障尚可,但对人才、版权和信息的保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导致侵权和盗版问题严重,以编剧为代表的从业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针对电影产业链的预防监督不足,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介入发行环节监管的滞后性,使得市场运作不透明,出现偷漏瞒报票房等现象。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的长效监管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规范市场,为结构性优化目标提供保障。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通过的《电影产业促进法》 ,其文本经过多次修改审议,就电影市场的规范问题在政府管理方式上作出了转变,坚持放管并举:监管层面,着重对资本、票房的规范化操作进行明文规定;放权层面,在审查、拍摄等方面降低门槛提供便利,同时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无疑将从立法层面对规范市场起到基础性支撑和根本性的制度保障,但立法是纲,在此基础上的长效监管则是在规范市场中发挥持续作用的治本之策,就具体市场规范问题的落实必须建立细化机制和长效机制,尤其要利用各种手段,从体制、法制、机制等层面充分保障业界资本的规范运作,由政府管理层面和电影专业性社会组织通过立法、行政和行业约束机制有效保障从业者利益,进一步确立内容生产者的基础性地位,以提升中国电影整体性的原创能力,增强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尤其针对编剧环节的利益,要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的保障机制,积极营造激发创作热情的制度环境。

提高资本运作的专业化程度

其次,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当前结构性调整的迫切任务是提高电影行业资本运作的专业化程度。资本为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对推动电影产业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资本运作的流动性又决定了其快速套利的诉求。电影作为内容生产的高风险行业,电影人既要借助资本的推力,也要保持警惕与过路资本博弈。2015年电影票房的超高速发展部分源于大量资本的非专业操作,如缺乏工业化流程操作的IP冒进现象,以及在资本助推下疯狂上涨的明星片酬。前者导致电影沦为话题炒作,后者则导致国产片体量开始向两极集中,削弱了中等投资规模电影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市场不健全的突出表现。

随着票房增速放缓,短期资本和非专业资本将得到一定的遏制,资本进入电影将变得谨慎。从长期效应来讲,留下来的长期、专业化资本更有助于电影的健康发展,劣币排斥良币进而绑架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现象或将有所改善。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操作的优化调整已迫在眉睫。当前中国电影已逐渐步入工业化制作阶段,工业化程度越高,对资本的规范操作和专业程度要求越高。随着工业化机制的完善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前依靠导演、明星、IP、营销、票补等单方面的资本炒作将失效。

与资本专业化相对应的,国内业界应向美国的电影行业工会学习,逐渐建立起行业规范以推动行业良性发展。业界应当加快组织专业、优质、稳定的电影团队,尤其是培养高水平的制片人,树立制片人机制,将资本向影片内容生产层面倾斜,不能仅仅停留在炒作阶段。在此基础上,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组织引导的作用,提倡大导演为年轻导演做监制、明星削减片酬支持新人等扶助措施,对没有资本话语权的年轻创作者提供空间和自由度。同时通过行业组织制订行业公约,针对电影行业不规范的薪酬体系有所引导,不能一味抬高明星附加值,平衡电影业界各方利益,将资本导向内容创作的主体环节。

当前国内影视公司的大调整、大洗牌已经在悄然进行,并有加剧趋势。票房增速放缓在削减资本泡沫的同时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警醒,即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要尊重市场、尊重观众、尊重规律,拥有强大资本支持的同时又能匹配独特内容生产能力的公司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强资本+优人才+好内容”才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新力量” 。

加强优质内容供给

再次,优质内容供给是中国电影结构性优化的核心动力。在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原本预计大卖的《爵迹》和《王牌逗王牌》最终惨淡收场,这是以桥段、噱头和粉丝营销为卖点的“非电影”自今年春节档和暑期档后再次受挫。而主旋律题材的《湄公河行动》在前期不被市场看好、排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过硬素质和超高口碑成功逆袭,实现了本土警匪题材的商业类型突破,创造了今年国庆档的票房纪录,也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的历史新高。影片出品方资本重心放在电影拍制阶段,颠覆了近年中国电影重资本营销轻内容创新的一贯套路,以高工业完成度对国产电影的投资与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影片故事根据现实热点改编,以严肃的原创姿态为提高国产商业电影的创意品质作出了良好示范。事实上, 《湄公河行动》所代表的“工业创意+工匠精神+原创品质”模式正是近年中国电影质量提升和结构性调整所释放出的信号,这种努力在近期票房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

当前电影业界从工业化角度、产业链层面对电影本性、本体的认识和理解远远没有到位,存在着很多盲点、盲区乃至误区,过于关注电影在经济层面的运作而忽略了作为艺术产品生产的自身规律,对电影实操技术环节给予关注较少,对其产业价值和对国民经济转型的推动贡献尚认识不足。从结构性优化的角度来看,要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整体性的质量和品质,作为技术保障的工匠精神和内容核心的创意能力应当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根本推动力。

近期业界舆论强力呼吁工匠精神,这也恰恰证明当前中国电影业界整体缺乏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需要业界全方位地认识电影工业体系及其各个环节,培养大量的技术性、实用性人才,以满足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深化的需求。当前导演界的新力量士气磅礴,但更多的技术性岗位仍缺乏专业人才参与。电影作为艺术工业,需要高水准的技术团队才能配合完成,这种目标需要电影业界和教育界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电影教育应该有针对性地面向电影产业、面向电影工业化进行分工培养,而业界的电影创作资本也不能唯导演和演员是瞻,否则难以提高综合电影工业水平。

相比工匠精神的缺乏,创意及其实现能力匮乏更是中国电影的短板,也是目前中国电影整体性增速放缓的内在原因。优秀的商业电影创作应当是创作者以超越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与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热点形成共振的良性互动效应,这种共振效应也是中国电影能够保持本土性,与好莱坞进行抗衡的重要优势。当前许多国产电影在艺术创新、类型拓展上乏善可陈,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其根本原因是在情绪和思想层面引起了观众共鸣,但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创造者艺术创新表达的能力必须与时俱进。当前“90后”观众逐渐成为主流电影市场观影主体以及“00后”观众的崛起,他们所青睐的动漫游戏、二次元文化将会对中国电影整体性的创作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能否与之形成有效互动是对中国电影创意潜力的巨大挑战。

在此基础上,业界应当重视原创和IP共同发展。近年IP大行其道,原创电影内容受制于资本被大幅压缩,事实上,中国电影要完成工业化升级,IP的有效、有序和电影化开发与保障原创必须同时具备,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创作力量要盘活存量,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吸纳增量,以新力量为中国电影增添新动力,为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在产品层面施以保障。

同时,创作层面的结构性优化需要高水平电影工业的支撑。从近年国产大片的质量和市场表现来看,当前中国电影工业水平尚不完善,难以稳定产出高规格的特效大片。电影工业科技日新月异,最终电影呈现的视觉效果是前期置景拍摄技术、后期特效技术、放映技术等多种技术协同的结果。中国电影要利用前沿技术提升各技术环节的竞争力,充分利用CG制作、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协同拍摄、虚拟摄影和4 K拍摄制作等,显著提升我国电影的技术制作能力,丰富电影内容表现力和表现形式。借助于高新技术提升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完善工业化体系,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才能为电影创作优化提供技术基础支撑,并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巩固优势。

影院建设的细分化和差异化

最后,市场终端出口应成为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当前的影院建设已呈现出两极分化格局,一方面持续推进的城镇化建设对新增银幕尚有需求空间,但同时存量影院也出现难以为继、盈利下降的趋势,加之电商平台介入后,影院终端过于依赖网络销售,缺乏自己的目标客户,以至于经营能力弱化。面对“拐点”的挑战和机遇,院线应主动提升自身实力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观众,从内部变革着眼,在追求增量的同时也注意经营的细分和差异化定位,避免陷入“靠片吃饭”的放羊式经营状态。

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需要具备全局观和整体观。不能唯票房是瞻,需要从全产业的角度入手,激活政策制度,规范金融资本,强化内容创新,拓宽终端出口,从各个方面保障和拓展中国电影创作的自由度和专业性,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电影结构性优化,实现电影市场向质量型、内涵式模式的发展转变。任何简单、不加分析和思考地唱衰中国电影的论调将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虽然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之路是长期的、艰难的、充满各种变数甚至可能会出现反复曲折,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只要业界直面当前的结构性矛盾,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结构性优化,尽快实现质量型、内涵式的增长模式,使中国电影生态更为优化,更具可持续性,中国电影就有可能从产业的黄金十年迈入创作的黄金十年,打造出更多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和美学品格的作品,中国电影发展,则有可能出现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新景观、新形态、新业态。

其实,中国电影的工业传统被历史因素所打断,缺乏恢复的时代因素。早在以长影、北影、上影和西影为代表的国有电影制片厂时期就早已确立,那个时期各大国营电影制片厂都有各自的剪辑车间、特技车间、技术攻关小组,培养出了史久铭、戈永良、李念芦等一大批技术大师,拥有水墨动画、分裂遮光器、模型摄影、动态配景接景等许多独立自主的电影摄制技术,更是成就了《小蝌蚪找妈妈》、《甲午风雨》、《李慧娘》等传世经典作品。但是伴随着企业改制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新中国建立起的中国电影工业基础瞬间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后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在世界艺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中国电影由此前后推演出“代际”概念,艺术电影的影响力覆盖神州大地,电影技术从此被彻底打入冷宫。近年,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年轻化”,国有电影企业受制于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一直未能在主流商业市场上再现昔日的辉煌,缺乏工业化再建的经济基础。民营电影公司成为市场的主体,作为利益驱使的资本宁可花大价钱短期从国外聘请团队或者购买现成技术也绝对不会成立技术研发团队来促进电影工业基础的发展夯实。而受到浮躁的环境干扰,更多的电影创作团队纷纷对导演、演员等热门岗位趋之若鹜,而肯埋头苦干、沉浸研究技术的人才寥寥无几。因此,重建完整、系统、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任重而道远。

其次,中国电影人缺乏对于电影技术的重视和对电影技术美学的亲近。“文艺电影”与“科技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两大分支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一旦当他们与产业挂钩就会使民族电影产生大相径庭的发展局面。欧洲电影由于深受“新浪潮”、“新现实主义”等艺术运动的影响,几乎在“科技电影”领域中毫无作为,再加上语言、文化与美国的相似性,几乎放弃了本国的商业电影市场。美国电影长期在世界电影工业技术层面处于领先,即便如此,美国各大电影公司却依旧是居安思危,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特效大片已经让本国消费者产生视觉疲劳的退潮期,除了加大在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更进一步研究先进技术对电影产业的未来可能性。这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奥斯卡奖在相当程度上重视和支持电影艺术家对于电影技术应用上的突破创新,“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奖”早已经成为常设奖项;而留下一个“艺术漩涡”的“最佳外语片奖”让各国趋之若鹜,其意义不亚于“航母无用论”的对外战略混淆,最终维护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的绝对市场份额。相比我国最重要的三大电影节奖项设置,鲜有对于电影技术的推崇与尊重。电影向科学寻求发展的意识淡化,始终在艺术和技术的争论中消耗。甚至有国产电影在港台电影人全面北上的时代背景下,在银幕数量不足500块的中国台湾地区拿到电影奖项而引起国内电影评论界的一片推崇。这对于真正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是值得警惕的趋向。

再次,中国电影产业严重缺乏具技术与艺术兼具的创作人才。当今中国电影创作、管理团队大都是艺术学科背景,甚至也有很多理科背景的同志也放弃理工学科加入到“艺术表达”的队伍中,中国电影创作团队中“安德烈•巴赞”式的艺术家远远多于“乔治•梅里埃”式的,换句话说,把“贾樟柯”奉为精神导师的文艺青年远远多于研究“张建亚”导演的;整天琢磨如何在一个场景内实现各种调度的长镜头艺术“技压”通过数字技术转换、连接多个场景的技术美学。文艺青年大都沉醉于自我表达的艺术漩涡而罕见科技支持的艺术突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美国新一轮电影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催生了詹姆斯•卡梅隆、乔治•卢卡斯、约翰•拉塞特等一批关键人物,如今又有罗兰•艾默里奇、克里斯托弗•诺兰等新一代技术大师。美国电影技术的发展不但是相关技术人才的支持,更是电影创作者处于电影技术发展、电影工业化的核心指导地位。

最后,在面对被《变形金刚》系列轰炸的不亦乐乎的中国观众,中国电影界再次发出建立中国电影“中国重工业”的呼声。这种呼吁不但是姗姗来迟,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二个误区。误区一,整个电影产业包括美国电影产业都是属于“轻工业”,支撑电影产业的所有部门都仅仅是以生产消费资料为目标的“轻工业”;误区二,聚焦于电影制作环节,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实现电影摄制的一切要求,简单、片面的把工业化理解为“数字化”,其实能够支撑好莱坞电影实现“瑰丽奇观”的视效,除了数字技术在当中发挥作用外,更是以weta workshop、ILM、RAIN MARBLE的传统工业部门为重要支撑,可以说,以miniture、Matte painting为代表的传统技术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相比数字技术的差距,我们在传统电影工业的构筑上与好莱坞相比更加薄弱。

二、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战略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征。电影产业同样是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战场。在当今全球制造体系中,美国依托其科技与产业创新优势,在高端制造领域仍处于引领地位,德日欧等居第二方阵,中国处于第三方阵前列。中国电影产业只有坚持工业化才能在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片民族电影文化阵地,而工业化也将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格局。

首先,工业化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保质增优”的核心技术与竞争资本。近年中国电影增速减缓与中国电影技术含量低、夸大宣传不无关系。部分国产电影打着3D、IMAX、特效大片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用伪3D、3毛钱特效欺骗消费者,严重影响国产电影的市场评价。究其根本是国产电影缺乏规范、系统的核心技术来保证其产品的技术规格和竞争力,只有真正拥有先进的核心技术打造出的中国电影产品才能够与美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高下。只有吸收美国电影工业的优势,培育建设中国独立自主的电影工业技术体系,才能适应信息时代和全球电影发展的产业需求。

其次,工业化为中国电影开辟了广阔的上升空间与市场类型。中国电影题材类型狭隘,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小鲜肉、青春爱情、低俗喜剧扎堆,严重降低了中国电影文化品格与观众素养,更限制了中国电影创作者的艺术视野和艺术想象力。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中国工业在当中发挥了骨干的力量,这其中不仅包含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也诞生了很多令世人惊叹的传奇人物。这些都将为中国电影提供新的创作素材和艺术空间。”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也认为,“工业题材不但丰富了中国电影创作类型,弘扬了主流价值观,更是电影产业扩大观众类型,建立一个分众发行的渠道,助力中国电影多样化、差异化,这种分众发行成为中国电影发展新的一个增长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支点,让不同的类型的影片都有效对接自己目标观众群体。”

最后,工业化为“电影制造”提供工匠精神与原创独立自主精神。现代工业化强国在其崛起进程中,均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文化,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文化基因和软实力,并深刻影响着电影产业进程和理念进化。中国电影不但能够汲取“工匠精神”中对于电影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更会形成尊重自由探索、创新创业、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文艺创作氛围。

三、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需要

中国电影产业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我们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市场,但仍大而不强。技术研发能力薄弱,类型创作抄袭仿造,从业人员平均素质低下,电影创造的经济附加值低,关键设备、工艺技术、制作软件等完全依赖进口,落后产能严重过剩。总体而言,我国电影产业仍处于全球电影产业链的中低端。为了实现“工业强国”目标,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首先,国家主管部门应当确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电影强国和科技发展的目标,具备电影工业技术创新的意识,从政策和经费上给予国企电影公司支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其次,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建立国家级电影制作综合加工生产基地。不但为各企业提供标准化工业制作服务,同时建立完善一整套电影工业管理、制作、发行等标准管理体制与技术标准。最后,建立技术创新的奖励机制并扩大技术美学的评介推广,在重要的电影表彰活动和奖项设立上增加富含电影科技发展的奖项,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电影工业文化氛围。

四、技术支持的东方“虚拟美学”体系构建

数字技术结合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人文成果,在古生物仿生、历史魔幻、未来科幻等领域成就了丰富多彩的“虚拟美学”。著名视效导演彼得•杰克逊曾经说:“欧洲人亚伯•塔斯曼在17世纪的时候发现新西兰,从而让新西兰在世界地图上有了自己的位置。不过,我却通过拍摄《指环王》让世界上的许多人见识了新西兰的魅力。可见视效电影极大刺激了世界领域内的电影技术发展与地域文化传播,这种“无烟工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是无可比拟的。然而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任何技术升级与艺术创新,都不仅仅是纯粹技巧上的突破,而因当首先是艺术观念冲出当代主流定式创作思维的束缚,必须要认识到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工业技术的兴起其人文根源是当代人类文明向对科技未来及未知领域的探究与思考,充盈着未来人类文明的一抹朝霞,侵染着萌动憧憬的美学观念雏形,体现着未来文明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人文形式与人文内容的感性梳理、精神跋涉。将工业化概念放在产业链中就应该认识到,工业化绝不仅仅是设备、制作的工业化,更应当是一种在工业化条件下的创作观念,审美情趣及艺术表达。因此电影工业化应当警惕的是技术化、商业化、娱乐化对电影审美的遮蔽,中国电影在推崇市场评判,实施产业举措时,决不能以降低电影的艺术品位和模糊民族文化立场为代价,应当注重提升娱乐的文化格调,使本能的娱乐需求沐浴在中华文明的人文传统与精神内核之中,以哲人的姿态审视,使东方式的意蕴伴随着日新月异的节奏翩翩起舞,展现出东方儒家经典熏陶下的生命体验与灵魂磨砺。在好莱坞如饥似渴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创作源泉,我们却拥为有祖先遗留的巨大文化财富与优秀传统而深遂。例如《聊斋志异》、《山海经》等历史典籍洋溢着东方浪漫主义的彩霞,《柳荫记》、《桃花扇》等历史戏剧则尽情宣泄着蔓妙的情感禅思。在拥有如此璀璨、丰盛的创作资源条件下,工业化手段可以为实现艺术家无尽的想象层面与美学表达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创作空间。数字化创作手段将为中国商业类型电影的扩张提供了挥斥方遒、勾画江山的视野。中国视效类型电影必须走民族化道路才能与西方式的特效大片相抗衡。当前中国电影工业化最重要的是实现先进技术支持下的当代创作理念完成,既实现了先进电影技术的发展应用又促进了电影语言的艺术创新。目前数字技术呈现在中国电影中的东方视觉形象,只是在目前粗制滥造、良莠不齐的制作水准下向美国视效电影的邯郸学步。只有立足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建立起独具一格的的东方“虚拟美学”视觉文化体系,这才是中国电影工业的时代使命和文化目标。

总而言之,电影工业水平是民族电影产业创新的发展动力和前瞻展望,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根基。只有中国电影实现了题材工业化、思维工业化、制作工业化、美学工业化的“四化”目标,中国电影才可能尽快实现“电影强国梦”的战略目标。实施“电影强国”战略,增强电影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是科技创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电影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电影工业,为保护和发展民族电影的文化版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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